2024年12月，求职者张强在一个招聘平台上发现了一个职位信息：“某大型电子制造厂直接招聘，时薪高达26元，工作轻松，还包吃住，干满30天还可报销路费。”信息配图展示了明亮的生产车间和带独立卫浴的宿舍。经过联系，招聘方承诺让他“当天面试、当天安排住宿、包进厂。”然而，当他抵达苏州时，接他的人并没有带他去工厂，而是将他转给了另一家中介，解释称“厂区已招聘满员”。之后，他又被转介到第三家。最终，张强出门时支付了280元的“被褥费”和100元的“车费”，结果被送到了外地的一家工厂，实际工资与承诺严重不符，而他想要退款也无从谈起。这并非个别事件，而是一个运作模式已相当成熟的诈骗体系。虽然称之为苏州“发明”的手法不完全准确，因为类似的骗局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，但苏州的做法却形成了一条高效且可复制的“人肉套利”产业链。

在诱骗阶段，黑中介几乎不产生成本。他们冒用正规工厂的名义，盗用工厂车间和宿舍的照片，在各大招聘网站如58同城和BOSS直聘等大量发布“招聘”、“高薪”、“包住吃”的信息。迈泰景人力资源公司甚至连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都没有，也没有工厂的招聘授权，仅凭借冒用招聘网站的账号就能吸引求职者。苏州赫鸿利公司的工作人员则利用标准化的诱骗话术，向求职者传达“高薪、高福利、轻松工作”的信息。这些中介锁定的目标群体非常明确：有意向前往苏州求职的青年、应届毕业生及外地务工者，他们对苏州工厂真实的薪资水平缺乏了解，所有信息均来自手机的展示。

关键的地接阶段为整套模式的核心。在求职者抵达苏州后，他们并不会被直接带到工厂，面试往往在路边、停车场、偏僻的写字楼或民房进行。由千某某等人组成的团伙设有“面试组”、“地接组”和“招聘组”，招聘组负责吸引网络流量，地接组负责在苏州接待，面试组则负责收费和转介。收费项目繁多，包括资料管理费、体检费、安置押金、服装费、被褥费、车费和保险费等，少则几百，多则上千。甚至有的中介假装成“招工中介”和“用人单位负责人”，以“保险费”之名骗取钱财。钱的去向自始至终并不是为了提供工作，而是进入一个精心设计的收费漏斗。

转卖阶段则成为这一模式“产业化”的标志。支付了费用后，中介并不会按照承诺提供工作。他们以“苏州厂区满员”为借口，将求职者转介到外地分厂，或直接将其送上大巴，转移至安徽、浙江等地的低薪工厂。张强总共经历了三次转介，辗转多家人力资源公司。有的求职者原本承诺时薪为26元，但在安徽滁州后发现月薪仅有4500元，折合时薪为16.6元。每次转手，中介便会抽取一层“服务费”，求职者如同商品一般在中介之间反复倒卖，而一开始承诺的薪资、岗位和食宿条件在转手的瞬间便荡然无存。

这一模式之所以能在苏州扎根并大规模发展，主要是因为当地的劳务市场体量庞大，信息不对称严重。苏州聚集了超过6000家劳务派遣机构，年产值超千亿元。长三角地区，派遣工在企业用工总量中平均占比三分之一，旺季可达三分之二，某些大型工厂的派遣比例甚至高达80%，远超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》中10%的上限。工厂将招聘、社保及裁员工作外包给中介，使得人事部门大幅缩减。中介反过来掌控了用工的关键，人员费用从800元一路上涨至1500元。当一个城市的用工链几乎完全交由中介来处理时，他们便获得了巨大的操作空间：合法中介通过返费和差价获利，而黑中介则直接通过收费和倒卖获取收益。而这种“蔓延全国”的模式恰恰在于其标准化，几乎无需真实的工厂和岗位，只需注册一个空壳公司、租用一间办公室，在招聘平台发布虚假信息并配以诱骗话术即可开业。苏州的士合富、福豪亿、源正益等公司便是通过58同城和BOSS直聘发布虚假招聘信息，对不同地区来苏求职者进行诈骗，收取费用后随意安排岗位，退款请求则以“违反协议”为由拒绝，短短时间内就骗取了12万元。这样的模式可以在任何用工密集的城市轻易复刻。实际上，北京警方打掉的黑中介团伙和其他地方媒体所揭露的相似诈骗模式，结构上与苏州模式几乎一致。苏州的意义在于其具备千亿级劳务市场、极高比例的派遣用工和大量初入社会的求职者，这为该模式提供了丰沃的试验田与放大器。模式在此经过验证后，自然会向其它制造业城市扩展。

治理难度也在于此。迈泰景公司因涉案金额1.2万元，被判没收非法所得外加罚款5万元，并将案件线索移交公安。赫鸿利公司的千某等人骗取了43240元，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七个月到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。而造成12万元损失的范某某团伙，主犯被判处两年五个月至四年三个月的有期徒刑。相较于庞大的市场体量和黑中介极低的进入成本，这些惩罚显得微不足道。自2025年起，苏州启动了“净源行动”和“百日攻坚战”，多部门联合对中介进行巡查和突击检查，查获虚假材料和收费记录。